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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陈江洪：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
中新社巴黎1月29日电 题：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
——专访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
中新社记者 李洋
2023年1月，法国发行由知名法籍华裔画家陈江洪设计的兔年生肖邮票，受到各界关注，很多民众在首发日当天在巴黎排队购买这套法国生肖邮票。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和法国邮政总裁菲利普·瓦尔出席邮票发行仪式，就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成功设计和发行向陈江洪表示祝贺。法国生肖邮票缘何受到如此高的关注？法国邮票如何体现中国传统生肖艺术？近日，陈江洪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法国邮政在巴黎举行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迎接中国农历新年。陈江洪为现场的法国民众签名留念。李洋 摄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您谈谈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思路。您设计兔年邮票用了多长时间？它与您设计的其他年份生肖邮票相比有何新特点？
陈江洪：法国兔年生肖邮票，对我本人来说有特殊意义，因为兔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我对兔年邮票情有独钟。2022年夏天，我就开始构思兔年生肖邮票，想更好地表现十二生肖中兔子的特有属性，如温顺善良、聪明智慧、生机勃勃等。我设计这套兔年邮票大约用了两三个月时间。
我从2019年开始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争取每年的生肖邮票都能体现一个concept(概念)。由于每年的法国生肖邮票版式是固定的，都采用两枚邮票和两枚竖版小全张的形式，所以从艺术整体性来讲需要统一的风格。我一般采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法，但仍然希望每年的生肖邮票有不同的设计变化，从邮票用色到画面情节能体现不同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陈江洪在兔年生肖邮票发行仪式上展示邮票设计原图稿。李洋 摄具体到兔年生肖邮票，两枚邮票小全张边纸上的兔子互相遥望，设计对称；其中1.16欧元邮票适用于法国邮资，1.85欧元邮票适用于国际邮资，方便使用者寄信到世界不同地方。我用玉兰花作为邮票小全张的背景，象征春节节庆的吉祥美好。值得一提的是，我还设计了法国兔年生肖邮票的官方出世纸，上面除了印有邮票印样和技术资料，背景中还设计了嫦娥与玉兔，从而更直观地体现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庆节日，我每年设计生肖邮票都很细致用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对春节节庆幸福平安的向往。
陈江洪展示兔年生肖邮票。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生肖邮票的印制过程？生肖邮票是否能融入法国邮票的总体设计风格？
陈江洪：我不仅设计生肖邮票，也协助监督邮票的印制过程。法国邮政的邮票印制严谨认真，包括邮票的打孔、套色印刷等技术流程都比较严格。印刷前，我要将邮票印样与我设计的原版图稿核对，查看邮票的工艺水平，如套色印制是否准确等。我绘制的生肖邮票原图稿非常细腻，层次感很强。而印刷出来的最终邮票成品距离原图稿多少有一些不同，但整体仍是过关的。兔年生肖邮票中我设计了金黄色月亮背景，原本希望能使用金粉印制，以便更好体现月亮的质感，但因印刷工艺太复杂而不得不作罢。2024年将迎来龙年，届时法国举办巴黎奥运会，我期待能设计和印制出不同凡响的法国龙年生肖邮票。
20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外景。李洋 摄我在法国生活很多年，法国文化自然会成为我的邮票设计元素，让生肖邮票融入一些法国艺术风格，展现一些“中西合璧”的艺术特色。例如此次兔年生肖邮票的设计，我受法式甜点拉杜丽(Ladurée)启发，使用了该甜点的颜色。相信法国民众能接受和喜爱我设计的生肖邮票。法国邮政对生肖邮票的设计也给予积极评价，基本上会采纳我就生肖邮票设计和印制提出的各种建议，希望我能够自由发挥，努力配合我的艺术创作。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法国发行生肖邮票对中法文化交流有何种意义？
陈江洪：文化和艺术没有国界，人类情感都是相通的。中国生肖艺术与法国邮票相结合，无疑有助于中法文化交流。在我看来，法国邮政方面很重视对中国文化的推广，而农历新年生肖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法国邮政希望通过生肖邮票让法国民众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近年来也都举行生肖邮票发行仪式。前两年虽然有疫情，但法国民众参与生肖邮票发行活动仍然很踊跃。现在前来参加发行活动的人更多了，这肯定将进一步增进中法两国之间民心相通。
法国的中文爱好者在“2022巴黎•国际中文日”活动现场用中文表演中国传统曲艺节目。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法国邮政应该希望您设计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您是否已对未来几套邮票设计有了初步的艺术构思？是否计划对十二生肖邮票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
陈江洪：法国邮政方面确实有此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能设计出完整的十二生肖邮票，而且在设计中考虑到完整性，每套邮票都能体现相应生肖的特色。从邮票观赏和收藏角度来讲，这十二套邮票需要有完整统一的设计风格，以便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例如每年的生肖邮票都会印有中文的“中国新年”和对应属相的中文。
陈江洪展示虎年生肖邮票。李洋 摄我设计的第一套法国生肖邮票是2019年的猪年邮票，当时没有参与这套邮票的版式设计，因此这套邮票与我设计的其他年份邮票在版式上有所差别，猪年邮票上印制的中文“中国新年”字样没有使用红色春联的设计，而其他年份生肖邮票全都使用了红色春联的设计。红色春联具有浓郁的春节节庆氛围，能更好体现生肖邮票的主题。我可能会再重新设计一套猪年邮票，将红色春联背景设计加入，这样整个生肖邮票的风格就统一了。猪年在十二生肖中排在最末尾，猪年邮票恰好也应是十二生肖邮票的最后一套。
由陈江洪设计的部分法国生肖邮票小全张。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我注意到您对家乡天津有特别的感情，这种对故土眷恋的情怀是否也融入到您的邮票设计中？除了邮票设计，您还有哪些设计计划，继续推进中法文化交流互鉴？
陈江洪：天津是我的出生地，我很怀念。每年设计生肖邮票时，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天津过年的情景：鞭炮齐鸣，满街春联，喜气洋洋，一派温馨热闹的景象；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做一桌好吃的饭菜。那时候每过一年，就非常期盼着春节这一天早点到来。
在我设计生肖邮票的时候，仿佛儿时记忆中的那些生肖故事又都回到眼前。我的生肖邮票设计采用了半写意半工笔的国画技法，天津充满年味的杨柳青年画对我的绘画风格也是有影响的。
市民参观“杨柳青青话年画”展。张云 摄近年我一直在法国做艺术展览，也制作各种图画绘本，其中一些也已在中国国内出版。我还在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如参与根据我的绘本改编的舞台剧，在剧中现场作画，借此表现我的童年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特别是绘画领域的交流。(完)
受访者简介：
陈江洪，知名法籍华裔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88年入读法国巴黎美院，此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他的代表作包括国画作品《钟馗》《幼鹰》《虎王子》等。部分获奖美术作品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他的最新传统国画系列绘本《赶集》等作品集也在中国国内陆续出版。自2019年起，他为法国邮政设计生肖邮票，至今已有5个年头。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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